孤立的自我
圖/陳建均
自我，一個總表達著遺失的詞彙。彷彿一出生人們就丟失了那般，如存在主義說的那樣被拋到世界，一個陌生的世界，赤裸而孤立的自我，不斷地找回某一個確信為自己的我。如此一個古怪的詞彙，就給予了人動力，向著自我必定遺失在那一個顯得陌生的世界靠近。
然而，這確實是一件困難的任務。
即使，在一間由藝術家或市儈商人精心裝潢過的書局裡，兜售的精美書籍也無法給出完美的答案。現代人好像注定遺失了自我那般，困在一道難題裏頭。但這又不足以成為真的問題，因為遍尋不著的自我竟迅速成為自戀的肥沃土壤，每個人都得懷有著一個自我，時時刻刻得區別於他人，畢竟那多少象徵著自由。
自我與自由之間的關係多麼明顯，哪裡需要神，或者理想主義規劃的人權作為擔保，我就是自由，自由就屬於我自身。我們還能給予這種自由許多潤飾，言論自由、遷徙自由、出版自由、宗教自由等等，可以羅列成一只清單，項目總是可以繼續添加，就像是一間偌大的市場上，給了你許多商品，這些自由的基礎都來自於自我的選擇。即使與眾人相關的政黨政治，也不過是一場更大的買賣。相比起自由的顯而易見，我們反而不清楚有了自由，但自我為何仍舊顯得無能為力。
正如代議民主的理論承諾人具有公民資格，人應能從選舉中感受到這一個共享的世界。實際上我們具有公民資格，我們成為公民的行動卻僅在那短暫時刻，去到那一坪不到圍起來的小小投票站裡頭；布幕的遮蔽與動線的安排，這一切都在提醒你不必與他人溝通討論，獨自一人像是揀選商品那樣，我們就這樣像是個買家而成為了公民。在所有公民都得前往的狹小空間，彷彿就是孤立自我一人在現代社會的映照。也許，我們越來越無能溝通。
事實上，我們活在一個分裂的世界，一方面我們所能接觸到經驗，都反覆提醒我們：個人擁有著許多自由；另一方面我們懷抱著如此想像，卻必定遭逢經濟生活的巨大壓力，我們才豁然清醒自己無處不受限於自由競爭的困頓中。在那之中，自由沒有什麼特別的價值，只表明了一種你情我願的前提，然而一切後果都由個人承擔，承擔著比他所享有的自由更多的責任。我們可以發現自我獲得自由的同時，竟然無能抵禦經濟的衝擊，再一次失去了自由。
亞蘭‧杜漢(Alain Touraine)問：「我們能否共同生活？」光是問題本身就夠人起疑的，我們不是已然在一個世界中，還常常想逃逸於世界之外，又怎麼會有如此反常的問題。他說我們只是用著同樣的物品、為了溝通使用著同樣的語言、做出同樣的姿態才共同生活，但卻未能在我們之間緊密的交換關係之外有溝通的能力。我們無法回答共同生活的用意。無能回應現代人處在這一個分裂而冷漠的世界。消費、全球化與資本的流動，都標明著一股強烈脫離個別社會處境的力量，人們被這股力量從歷史、土地與情感拽出投入更令人窒息的緊密分工中，在生產的力量面前，孤立的人是軟弱無力的，這種無能為力的狀態表現在對自我生活的無法理解，來自於他們在共同生活中被硬生生拽開了認同，在生產的巨輪輾壓過時，被拋離開社群。共同生活僅存著相互需求，而多餘的、異常的與不被需要的，就被拋回給他們那孑然一身的狀態，回到一個赤裸而抽象的自我。
幾年前桑德爾 (Michael J. Sandel) 的書—《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》，提出了許多思辨的公共議題，他的演講風采，在這一個生活被各種需求與娛樂填滿至死的年代，有了一口思考的喘息。麻煩的議題，在他的引導下竟然像一場演唱會，思考帶來的歡愉彌補了思考引起困擾的痛苦。正因為他的演說，讓我們至少還能相信，公共領域確實有著可欲的價值，我們確實需要，尤其是在被經濟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，在被個人主義包圍而顯得孤立無援時，重拾共享生活的經驗。
我們生活在一種穩定的危險之中，我們耗費許多精神在給予身為私人身分的消費者多樣的生活，卻留給身為公共領域的公民貧瘠的空間，當我們接近那社會真實，我們不僅無能質疑不受控制的經濟，還無能與他人溝通。公共領域不該是當成另一種更有效率或者更具正當性的機制，公共領域更深層的意涵，是在重新喚醒公民，賦予一種有能力回應生活意義的身分，當我們掙脫日漸狹隘的私人關注時，我們會有一種全新的視野，像是同友人分享那般，對共享的世界不再陌生，那將不是追求自由的影子，而是自由的充分條件。
文/劉文偉
「我就是那種不必把什麼都留在身邊的人。」簡而言之，他是個學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