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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兩個拆遷現場間看見國家

吳皓軒
Dec 20, 2017
3 min read

（照片取用自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）

我們以往認為在反迫遷的抗爭裡，居民和抗爭者同仇敵愾的對象，應該是代表國家的公務員與警察。不過，我參與台中市黎明幼兒園守夜的經驗卻有所不同，尾隨抗爭者與居民，使之提心吊膽的是黑道；相對地，警察和公務員出現卻讓人們感到安心。儘管居民和抗爭者對於台中市政府的消極態度有所不滿，卻知道他們的各種作為還能有究責的空間，不像黑道一般「為達目的、不擇手段」。

社會運動的抗爭者經常聲稱公務員、警察為資本家的走狗與打手，可是他們遠不及資本家請來的這些黑道們兇猛。肆無忌憚地作出鳴槍、威脅、半夜拆屋等行為，居民與抗爭者卻不見有什麼究責與自保的可能，而這些都不是公務員能毫無顧忌做出來的行為，由此可見黑道與公務員間的雲泥之別。

制度造成的經驗差異

2016年9月1日，高雄市政府在多數警力保護下，無視高雄市果菜市場北側居民的意願，強行進行拆遷。在不少住戶仍在談判、尚未答應搬遷之際，就拆除他們的住家，連家當都不讓他們收拾；更讓居民和自救會感到氣憤的是，公務員為了遂行自己的目的，對居民們進行分化、恐嚇，以求盡快拆除地上物、成功徵收土地。

另一方面，台中市黎明幼兒園重劃案則有所不同；從市地重劃推動之初，幼兒園園長陳金連的紀錄與抗爭行動就頻頻受到黑道阻擾。黎明幼兒園重劃案纏訟七年，雖然在去年（2016年）六月的行政訴訟更二審時判決被法院逆轉，但在此之前黎明幼兒園所屬的自辦重劃自救會與台中市政府之間，大抵保持著相敬如賓的關係，就算彼此間有些摩擦與不滿，也不像高雄市果菜市場北側居民與高雄市政府之間勢如水火；即便台中市政府遲遲不願擔負管制的責任，使得自辦重劃自救會與居民需要不斷要求政府出面，但政府並非導致他們恐懼的主要對象。

在此一案例中，黑道是讓自救會與居民感到恐懼的主要對象。我在參與去年11/20的黎明幼兒園守夜行動時，於四處巡守之際，深刻感受到這樣的恐懼。倏忽出現的黑頭車、抗爭者相互提醒務必結伴行動，甚至時常被不明人士尾隨，但卻無法知道對方是誰；抗爭者們也會分享黑道威逼恐嚇的經驗，更讓我們提心吊膽，以致於看見警察於周邊巡邏時，頓時會感到安心與踏實，這是我參與其他抗爭時不會感受到的奇特經驗。

有法可管的公務員　vs 無法可管的黑社會

在這兩個迫遷案裡，公務員與警方給居民、自救會的觀感，之所以產生如此明顯的差別，我們必須要從迫遷案背後的法源來討論才能理解。畢竟，法律決定了政府與居民、自救會之間的關係，也決定政府的角色，並直接影響人民對他們的觀感。首先，在高雄市果菜市場北側居民迫遷案中，高雄市政府所使用的制度是「區段徵收」、其法源則是《土地徵收條例》，這個法律適用在國家有土地需求時，可以用提供金額補償、居民安置和土地交換等方式，來和地主及租戶進行談判與協商，以獲得國家推動公共建設中所需要的土地。

不過，台中市黎明幼兒園重劃案使用的制度是「市地重劃」中的「自辦重劃」，其法源是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》，這讓地主們可以自行組成重劃會來辦理市地重劃。事實上，在台灣組成重劃會的門檻很低，在上述《辦法》內指出只需要「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或7人以上」就能組成重劃籌備會，開始推動市地重劃；重劃會的功能是什麼呢？在《辦法》第4條中便說明，重劃會可以自行研擬或變更土地細部計劃，這也代表他們能夠決定重劃後的土地使用、容積率、道路和公共空間分配。換句話說，在自辦重劃的制度之下，政府將其原有對於土地規劃與使用的權力授權給重劃會，只擔負監督的功能，不會實際插手自辦重劃區內部的協商和談判。

也就是因為這樣，我們才會看到在台中黎明幼兒園所屬的重劃區，其協商和談判皆由重劃會來負責，重劃會裡也存在著有財團、黑道背景的地主，所以黎明幼兒園的案例裡會經常聽到遭黑道威脅、尾隨，甚至鳴槍的狀況，也就不同於高雄市果菜市場及大部分的迫遷案裡，多半遭受來自公務員和警察的壓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