牽手行過抗爭時—薛瓊美與黃建財 居民專訪
穿著牛仔長褲與短袖上衣，時常在抗爭現場來回奔走、在媒體與警方前嘶聲吶喊的高瘦身影，是自救會的薛瓊美，大家多叫她阿美姐；與她同行是她的先生，黃建財，印象裡總是寡言地陪伴在側，有著壯碩的身材。去年五月拆除公告貼出來後，他們開始去整理過去的大、小事務，自救會的行動參與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越是接近，越是無奈
「這裡的人大多是外地來的，像我爸爸他們就是從台南來的。這裡算是偏僻的地方，也算是郊區，只有一條縱貫路而已。彼時我爸爸來買的第一間房子，是日本人留下來的。」 黃大哥說起社區的情形，這裡多是老一輩人的起家厝，為在外地討生活買下的安身之處。民國45年時，黃大哥家裡五個兄弟姊妹同父母從台南搬來，買下了日本人留下的宿舍。從民國61年7月徵收計劃開始，市政府用價購、救濟金、強制徵收的方式，試圖說服地主們的同意。但十三個小地主與一個大地主都不同意徵收，也沒有領取政府發放的救濟金，這些錢在當時就提存法院，徵收程序遲未完成，而徵收計畫也隨著政權更迭有不同的面貌。王玉雲市長時代承諾住戶「減半徵收」市場用地，並返還徵收土地給住戶，黃大哥說到，老一輩的人難以想象與市政府對抗，多數人選擇等待、相信政府會跟他們好好協調，也深信市長會實現承諾。阿美姐接著說：「四十五年來，他們從來沒有請過律師，從來不知道說他們有機會可以要回自己的土地。」
黃大哥拿出幾張泛黃的舊資料，細心翻找相關文件，並說：「以前的問題，舊的房子沒有權狀，日本人留下來的沒有權狀。但是我們去找了以前屋主作的保存登記，那時候地上物都是跟著土地一起的，土地是南合興產，有發登記權利書，取得房子沒有疑慮。」擱置數十年的徵收案，在程序爭議尚未解決、協調尚未完成的情況下，市政府的扛起責任說讓人錯愕不已。阿美姐與黃大哥沈重地說，越是接近徵收案的實情，越多離譜的事情發生。如一開始，主動尋調徵收初期的原始資料時，市政府的回覆都是「土地徵收計畫書佚失」，或是以個資安全為由百般阻撓，在今年訴訟過程中經法院要求，許多資料如提存清冊、徵收計劃書才逐一現形。越是靠近，越是憤怒，也越是無奈。
運動現場的夫妻
「一路走過來，除了要工作外其中一個還要撥出時間。車子這麼大台，不能靠我，讓我自己工作。二十一公尺長的連結車，不過要搬（東西）、我就請他去。有需要到住戶出面的就我去。是因為我們要做工作，我們要撥時間，可是自救會我們不去抗爭也不行，因為沒有人會出去了。有的年紀大了，我跟他們說沒關係我們來。自救會的核心也算是我們和富雄會長。」 阿美姐與黃大哥平時從事運輸工作，經常往返嘉義、台南一帶，又需支撐起自救會的運作，休息時間相當吃緊。一天工作後，會到自救會尋尋看看，幫忙處理自救會的事務，回到家裡常常忙到半夜一兩點才睡。
阿美姐說，9月2號強拆那天下午，她與先生工作結束後，在網路上看到市政府執行拆除的影像，便匆忙趕回社區。「那時候在同盟路那路口遇到塞車，我就下車用跑的，一路一直跑一直跑，氣到哭出來了，為什麼我們的政府這麼鴨霸，我一直以為不至於吧，不至於吧，結果變成這樣。」下著大雨，阿美姐跑回自救會前，站在用傢俱搭起的街壘上，持大聲公向警方哭喊，聲音氣得發抖。面對龐大的警力，她和場居民一樣感到錯愕與悲憤，不能理解在民主法治的國家，怎麼會有市長去「承擔」威權時期的錯誤政策，而且作法相當蠻橫專制。「你就看到老先生一個人坐在屋子裡頭，後面已經再拆他的家了。」農業局在強拆民族一路前排的房屋時，有居民選擇留在家中，堅守到最後一刻；而有居民還沒來得及回家，癱坐在垮掉的房屋前，痛哭失聲。阿美姐難過地說，那時已經搞不清楚，眼前這麼多的警察是在保護誰。在許多抗爭現場，多見阿美姐出面喊話，部分時候黃大哥也會面對媒體採訪，說明事件癥結。夫妻彼此早有默契，在不同的場合相互配合，輪流休息、照顧家庭。像衝突較大場合，阿美姐會出面，避免先生與警方發生過於激烈的肢體衝突，使員警要更「吃力」的配合。黃大哥多靜候在阿美姐的身旁，關照著彼此的身體狀況。
不甘與疼惜
「你未來的日子光是看到你那塊地噢，心底會艱苦啦。你不要說什麼啦，我只是嫁過來的。你又是原地主為何不為自己堅持一下。我聽的很艱苦。如果到內政部又是另外了。把我們不准的話，我們就是告嘛。」阿美姐堅毅對抗到底的決心與地方認同，讓人幾乎認為，這是她從小生長的土地；不論是對地方還是對人，她都有份極為深厚的情感，總是真摯。她說在這過程中學習了很多事情，若似成長了一輪。對於每個居民的生活狀況，也掌握的很清楚，拿出一本手寫的名冊，向我們細說每一位居民的生平與近況。提到自救會的組織日漸消散，她平靜地說，其實不怪慢慢離開抗爭現場的住戶，也就是同意戶們，因為真的有很多複雜的原因和不同的考量。「這是自救會隔壁，鄰長。吳欸，他原本，他們老人家夫妻倆一直住在那邊，一直就是住在那邊。他們很不甘願，可是後面失守，跟他老婆有關係，他老婆被拆到有點驚嚇，隔天就撞牆送高醫。老人家七十幾歲目眶紅紅，看著他老婆躺在病床上，在醫院。之後他老婆就有點反反覆覆，住在那邊這麼久也就還是離開了。他們會怕影響小孩。當你有小孩在軍公教這一方面的話，而且職位不錯的話，你就會煩惱，這樣就很難講了。」阿美姐輕蹙眉頭，緩緩地闔上記事本。
訪談接近尾聲，黃大哥相當感慨地說：「為什麼政府擁有的權利這麼大，要負的責任卻是這麼小，這我怎麼想都想嘸。」提到苗栗大埔、南鐵東移等迫遷案，黃大哥說，現在政府的心態好像是在經營企業一樣，不是為人民著想，而是想著怎麼做對自己最有利。抗爭路途漫長而疲乏，阿美姐與黃大哥並肩而行、努力撐著，希望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，也深盼不再有人受到同樣的對待。語塞，沈默思索了好一陣子，便收拾起桌上的文件和照片。剛下工的倦容漸露，公司制服不及褪去，阿美姐與黃大哥看起來堅定又勇敢，尤在面對巨大的政府濫權時。
傅志男 攝
